戴望(1837-1873)，字子高，浙江德清人。好读先秦古书，不赴举子业，性倨傲，治今文经学，论学持门户之见甚力，训诂学造诣颇深，曾国藩聘任金陵书局校雠经籍。

      戴望对永嘉经制之学的看法，与孙衣言极为相近。同治八年(1869)致衣言信称：“偶见夏驶甫《读朱质疑》，于陆学尚为持平，对陈（止斋）学肆其偏祗。彼目不见止斋遗书，而放论如此，可谓轩渠。望意以为南宋儒者实推永嘉为最，上不淆于心性之空言，下不杂以永康之功利，非新安、金溪所得而盖之也”。衣言接信甚喜，致俞曲园信中说：“子高极推重永嘉学人，大可感。……晚宋、元、明以来，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、陈、蔡、薛者，尤可贵也”。他和孙诒让成为莫逆之交，与此有一定关系。

       他崇尚颜元“重实学”思想，认为颜李之学才真正传承周公、孔子的思想。同治八年(1869)著成《颜氏学记》，传人温后，迅即与永嘉之学相结合，这是晚清温州学术史上一件大事，金晦、孙锵鸣、宋恕、陈虬、陈黻宸等普遍接受，对宋、两陈成长为著名维新人物，起了重大作用。至于该书如何入温过程，据现有资料，戴与上述各人并不相识，唯一只有孙是戴的挚友，另据谭献《复堂日记》记载，孙亦曾以“戴子高所辑《颜氏学记》见赠”。

       戴具有反清思想，并较早仰慕西学，这也构成他们相知的共同思想基础。章太炎曾指出：“戴望、孙诒让发言常有隐痛”。宋恕说：“当同治间，冯校郐、戴子高、李壬叔诸氏，盛慕海外立宪政体，先生（指诒让）亦表同情”。

      他与孙结识于江宁，以嗜爱金石相知己。孙在《古籀余论·后叙》中，回忆两人的亲密关系：“犹忆同治间，余侍亲江东，……时德清戴子高茂才亦客秣陵，与余有同嗜，朝夕过从。余辄出所得汉阳叶氏旧藏金文拓本二百种同读之，君亦出旧藏《季妇鼎铭》相与摩挲椎拓，竞日不倦。……又尝嘱余为毛公鼎释文”，“盖余治此学，唯君知之最早，亦爱之独深”。同治十二年，戴殁前数日，犹力疾手录诒让所为《毛公鼎释文》不遗一字。孙在《新建国铜镜拓本跋》中称：“同治季年，余与莫、戴两君同客江宁，……子高与余同为金石篆籀之学，踪迹尤密”。

      1875年，孙氏检读戴校的毕沅刊本《墨子》，开始引起极大关注，在册尾注云：“此本倘更增定，大可自成一书。当再研斟，卧竞其绪”。孙氏研治《间诂》实源于此。

       他还为孙的治学提供了不少传抄古籍校本。如同治九年，孙从戴处借得《魏氏碑录》，从中抄出《道德经注》多页；又传抄了戴校的《春秋繁露》；十一年，从戴处借录并传抄寿经阁写本庄有可《周官指掌》五卷、浮溪精舍刊《陆子新语》宋翔凤校本、《越绝书》卢文船校本等。

      1873年，戴子高卒于江宁，时年三十七。因无子嗣，诒让及唐仁寿为谋归葬，办理后事，并诂其所藏书以刻遗著。戴氏生前用书，如手校本《释文》、《唐石经校文》、卢校《贾子新书》、金鹗《求古录礼说》、任启远《宗室考》及武进庄氏《拜经堂丛书》等，均由孙氏购受收藏。其中宋保《谐声补逸》、郝懿行《山海经笺疏》，尤为难得善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