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绍箕
黄绍箕(1854-1907)．字仲弢，号鲜庵，浙江瑞安人。父黄体芳曾受业于孙衣言，同治二年(1863)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讲、兵部左侍郎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福建、山东、江苏学政等。孙、黄两家有“通家”之谊。绍箕与诒让从少年起即是知己挚友，情同手足，后又志同道合，长期保持密切来往，被称为瑞安“二仲”。
他比孙年幼6岁，随父人京后，曾受业于陆尔熙、张之洞门下，后又回乡从学于孙锵鸣，23岁又肄业于诒善祠塾。27岁（光绪六年）中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讲，四川、福建乡试副、正考官，湖北提学使戊戌维新前，他便以爱国开明京官著称。1888年与康有为结识后，关系十分密切，成为维新活动的支持者。从帮助康上变法第一书、营救《新学伪经考》被劾、参与筹组上海强学会、签注《校邠庐抗议》受光绪帝赏识，至1898年秋政变前劝康易服出走，参与了戊戌维新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。他又与张之洞关系颇深，既是张的门生，又是侄女婿．深得张的赏识，曾为上《劝学篇》。
黄绍箕与孙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既是乡里少年知己，又是带动孙接受西学新知、走上维新道路的引路人；既是治学上互相帮助、共同切磋，同嗜金石之好的挚友，又是孙在冢乡新式兴学的强力后盾，配合默契、实实在在的主要支持者。孙、黄之交终生不渝，在孙的一生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主要表现为：
1.在政治思想上提供信息，对推动孙接纳新知有启迪引路作用。
黄由于处身政治中枢的京城的有利条件，1887年5月便把当时在京广为传诵的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大使薛福成“铁路”名疏，录以寄孙。孙阅后颇多所感，称此“最为当今重大而切要之新政”。
1895年甲午战败后，“友人以都中《强学书局章程》见示，沦胥之痛，读之涕零”。这个友人便是黄。孙在愤慨之余，写成《兴儒会略例》，并抄成副本寄黄，同年10月开始筹办算学书院。
1896年，黄以《劝学篇》初印本寄赠，孙阅后有笔记十三条‘”。
1898年秋，黄曾有信寄孙，原函虽失，但据孙的复信“梁函阅悉。此事至此，可为痛哭。如何？原函谨先奉缴，即希察收”，《孙诒让遗文辑存》编者张宪文认为“梁函”殆指梁启超，其所言或为变法事。
2．在家乡兴学与地方维新上，是孙的强力后盾。
1895年，黄告假归里期间与孙共同发起创办瑞安学计馆。他是九位联名具禀中名列首位的发起人；请张之洞题写了“学计馆”校牌；为学计馆聘到最急缺的英语教师。两年后又与黄绍第共同致信浙藩司恽祖翼，解决了拨款补助瑞安学计馆之经费。1906年与方言馆合并成立瑞安普通学堂后，黄仍在京遥领总理。
1897年，共同发起成立瑞安务农支会，黄手撰《瑞安务农支会序》和《章程》52条，他和黄绍第分任正、副会长。
1902年．他为河乡土绅阻挠订报事，与孙分别亲撰《劝南北乡绅购置书报书》、《致黄、笠二君书》，为推广新式书报做了大量工作。
1905年，温州拟办学务处，浙藩宝芬阻挠不批，温士绅联电呈请学部．便是由黄协助，获学部大臣孙家鼐支持，得以檄浙特准分设。
1906年黄任湖北提学使后，“凡所拟教育规划，每贻书于诒让，往复商榷，既复以赴且考察所得资料，类纂为巨册寄示”日。此前黄在湖北期间推行的许多措施，如派选优等生赴日本游学师范，首倡设立学务处统摄学务、划分学区普及教育、对地方绅富以助学款捐官等，温州都相继仿行，方法大致相同。
刘绍宽《籀园笔记》曾说：“吾乡新学之开，先人皆知由籀麻先生，而不知鲜庵先生之隐为主持，厥力甚钜。方光绪季年，籀颇先生主办温处学务总汇处时，地方有司颇感不剩，赖有鲜庵先生视学鄂中．南皮、洹阳（指张之洞、端方——注）皆有倾向。……籀师凡有所为，鲜庵先生为助力者甚多”。
3．在学术上是互相切磋、共同商榷的挚友。
1886年，黄读吴大潋《说文古籀补》，举其疏失者十四事寄示孙，孙称为“确释”、“足正沿讹”。
1889年．黄将所得从《永乐大典》录出的宋薛季宣《地理丛考》残佚寄示孙，供在编《永嘉丛书》、《温州经籍志》参用。
1894年，孙著《墨子间诂》初成，即以印刷清样寄黄“先以奉览”，并提出“此卷内有涉水地数事，文字舛讹，不可理董，强以管见 说之，终不敢自信，望赐教为幸”口]。黄校读后举正十余条，并作《校（墨子间诂）跋》，赞称此书“援声类以订误读，审文例以移错简，推篆籀隶楷之迁变以刊正讹文，发故书雅记之淹睐以疏证轶事。其所变易，灼然如晦之见明，其所弥缝，奄然若合符复析”。后孙氏《墨子间诂•跋》亦说：“吾友黄仲瞍学士为详校一过，举正十余事，多精确”。
1896年，吴式芬《捃古录金文》初出版，黄即亟购二帙，以其一寄孙。孙以后的《古籀余论》便由此撰成，1903年撰成初稿即先寄黄商榷。1906年《名原》定稿，孙亦写成副本，寄黄相与商榷。
1904年，黄撰著《申国教育史》方草创长编，有书札数通与孙，往复商榷撰辑体例及资料甄择。孙亦极为关心，多次询问已否脱稿。并称“闻采摭极博，兼史部政书、子部儒家之精要，是不刊之作，非徒为教科增一佳册也”。
4．在金石之学上，共同爱好，经常互寄拓本，共同考释难字。
黄绍箕于金石文字颇有造诣，两人常互相提供金文资料，交流释字心得。1882年，孙把搜访所得晋至五代古砖拓本，寄黄以供鉴赏。1890年，黄将秦琅琊台、汉瓦当、天纪砖拓本，托绍第带回里“请与孙仲丈同审定”。同年，孙赴京会试，黄多次陪同参与潘祖荫家金文雅集。1892年，孙致信黄，乞为代致潘祖荫评阮识《宋器考》及盛昱、王懿荣所藏铜器拓本。
1896年，孙氏手拓周《麦鼎铭文》寄黄，认为黄既有考证功夫，又擅长篆书，可能会有发现。1899年黄以曹奎《怀来山房吉金图》拓本寄赠，请孙考释审定。1902年底黄归里，还带来端方嘱托孙考释的《秦权拓本》，两人共同寻校累日。
此外，黄还常帮助解决一些难题。如1907年张之洞三次聘孙为存古学堂总教习，孙因朝局每况愈下，无出就之意，但对张又不便明言，于是致信黄，请代荐他人以作脱身之计。1905年，温处道程筱周调离后，孙致信黄盛赞其在温大力推行新政“掇道篆数月，鼓舞振兴，不遗余力，……不审致函上游时能为一达否？倘得重莅，其效果必不可量。……幸赐留意，以惠乡里”：”等等。
1907年12月，黄绍箕因办事辛劳，卒于湖北任上。半年后孙亦因中风去世。